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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下去的。而河南至少在民国时期绝对算不上是一块好地，四战之地偏又无险可守、人口稠密偏又灾害频发，想把经济搞起来不是一般地困难。

“现在来看，或许那位‘汤司令’的历史评价也未必完全公允，毕竟他也就在驻军河南的时候名声特差，而河南早在他来之前就已经是全国最乱、最穷的省份之一了。像江浙那种富庶的省份，就算当官的贪一点，老百姓也吃得消，而在生存条件极度恶劣的河南，只要吏治稍微**一点、甚至哪怕官员虽然清廉但却能力不足，也一样会大面积地饿死人，于是汤恩伯的恶行就被无限放大了……”，胡卫东不禁慨叹道，他自然知道，历史上即使是解放以后，河南经济也一直居于全国下游，可见要将河南经济搞起来，难度该有多大？

不过胡卫东面临的困难比起后世的焦裕禄与张钦礼（焦裕禄的助手与继任者）来，还是小了很多，一是花园口决堤还未发生，河南除了灾害多些，土质还算可以；二是有了后世治理河南的一些宝贵经验，比如“引黄灌淤”；三是红十五军在之前的战斗中缴获颇丰，手上的资金和物资较为充裕，而根据地却没有盲目扩张，全据豫西除洛阳与孟津县之外的19个县后便暂时停下了脚步，钱多地盘小，想要将经济搞起来自然就容易多了。此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，那就是河南的状况本来就已经差到了极点，胡卫东只要稍微做出一点成绩来百姓都会感恩戴德，而有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戴，工作自然会越来越好做，百姓得了实惠，自然愈发支持，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……

在土地革命时期，红军每打下一块新地盘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土改，但河南的情况却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，这里乱了几十年，占地较多的大地主们死的死逃的逃，所以土地兼并的问题倒不严重，真正令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的主要是四个问题——苛政贪官、兵连祸结、盗匪蜂起、灾害连年。

第一个问题红军一到就基本得到了解决，赤色党的干部之中虽然也有好有坏，但至少在清廉方面，平均水平比现在的国民党绝对要好得多了。而在各项政策（尤其是兵役制度）上，至少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，也比国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