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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。

起初我有点担心，迁儿弱不禁风的，也没一个人干过什麽事，真遇上贼他能对付得了麽？街道领导拍著胸脯跟我保证，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工友带著他，出不了乱子。

我想起老许那天说过的话，我确实是不能一辈子照顾著他。他也应该早有这个觉悟。

安置了迁儿，我按照老许说过的地方找到了崇祯观的永源行，在那个地方落了脚。

那个秦经理是改造过来的资本家，因为积极配合政府改造才免於把资产充了公。我在他的那个行里计件生产中苏友好政章，就是一个小的金属襟章，正面有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头像。

我在那里一干又是半年。

那一年因为是改造後的初期阶段，劳方代表盯著资方盯得很紧，那秦经理又是个开明人，所以工人的待遇比哪个地方都要好。每个月1号和15号开两次支，开支的当天晚上吃得特别好，大个儿的狮子头一个小碗就能装一个，年三十那天包了三种馅儿的饺子，五月初五还有十笸箩粽子。

迁儿从来没吃过粽子，端阳的时候我一样拿了两个回去，他吃得很高兴。

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很舒心，迁儿呆的那个地方也还算是个正经工厂，没有欺负他是个傻子，每月给他按时发工资。那个带他的老工友还帮他把钱包在手绢里贴身放，怕人抢了去。

我因为干活拼命，生产的政章比谁都多。半月计件的时候，我拿的是全车间最多的一份钱，最多的一次一个月有90块。

那是1954年，当时我20岁，迁儿17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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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再次离开工厂是因为中苏关系有了些变化。那个时候正值斯大林去世一年多，苏联国内也有了些动静，北京也就叫停了制作政章这类东西，永源行因此倒闭得干净彻底。

那段时间不知怎麽的，国内有点乱，北京的工作很难找，满大街都是空有一身本事找不到工作的人。即便是我，也只能偶一为之地接些散活，零星地拿一两个钱。

然後迁儿又出了事。

他看守的库房在一天夜里让人偷走十几台机器，厂房里成匹的布差不多让人家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