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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往北京打一个长途电话。我知道老许在第二年找了个後老伴，也是山东人，人很好，对老许没得说，只是後老伴带来的儿子很不是东西，游手好闲还经常喝酒误事，有时候还会打骂老许甚至他自己的亲妈。

起初我会问问迁儿的情况。我跟老许说：不管怎麽说我也是他哥，留下他一个人说走就走，临走还打了他始终让我愧疚。

老许只是叹气，问久了他会说：你走都已经走了，还管得了那麽多麽？我便无颜再问下去。

我知道迁儿过得不好。他不可能过得好。他只是活著。

58年开始搞“运动”，处处都是公社。倒是不愁饿死，但那苍白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折磨著我，我变得敏感暴躁，不肯与人接触。

我也不再给老许打电话，只想著如果迁儿可以活下去，那麽我安人杰愿意折一半阳寿还愿老天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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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出了大事，中苏关系破裂，苏联撤走了一切经济和科技上的援助。适逢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国内的状况糟到不能再糟。2月的时候我终於决定回北京去。

那个时候北京的情况也不比外地，一般工人每人每月32斤粮票，妇女老人25斤，干部的待遇稍好，有1斤的油票和一些副食。那一点点的粮食根本不够吃，月底的时候连菜场地上的白菜帮子都被捡干净。不断地有人死去。

我回到鲜鱼口的煤油灯厂去，被人告知工厂早已倒闭，而老许也早就去世了，他的老伴独自回了山东老家，後老伴的儿子则不知去向。

我又找回去廊坊头条的旧日住所，房子也早已改建，问起迁儿，没有人知道他。

我在左安门附近又找了一家工厂，厂子几乎没有效益，全靠政府有限的补助才勉强维持著。我每个月领著32斤糙米，月底总是饿得头晕眼花脚底下打晃。

厂子安排我住在永定门附近的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楼里，楼道很窄，终年灯光昏暗，有一股刺鼻的腥臊气味。偶尔会有小偷跑进来偷走半颗白菜，被偷的住户举著扫帚追出来，有气无力地喊两声。我就穿过这样的地方回到我的房间，常常又累又饿，连鞋也不脱倒头就睡。

那个时候我的隔壁住著